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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者的洞察力和强势者的傲慢自负、理想主义的天真和市侩式的精明算计、唐吉诃德式个人英雄主义与仗势凌人的殖民者的蛮横，等等，这些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统一在了他那广袤而孤寂的心灵里，使他成了一个值得体味的历史人物。其次是由于他身世的独特性、经历的复杂性和他所承担的历史角色的象征性。一个外国人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如此深刻、如此全面地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，实在是非常罕见的。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，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坐上宾、殖民侵略者的经纪人、维新派的幕后师爷、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。四十五年的时间里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，他结交权贵，联络士绅，顾问洋务，鼓吹变法，调停外交，抨击革命，时而幕后，时而台前，为了上帝，为了英国资本家，有时为中国人民，有时还为清朝的皇太后陛下，不辞辛劳，忙忙碌碌奔...